李鸿谷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事实上，­在张铁林与周璇事件发生时我们就面临这样的困境：我们报不报道？《三联生活周刊》是一份自以为严肃公正的新闻刊物，放弃绯闻新闻，看上去是题中应有之义。­­稍后，在黄健中与张钰事件发生前，我们的记者就接到报料，还言之凿凿地说当事人可以提供有精液的短裤，这跟克林顿的故事差不多一个版本了。再后就是饶颖与赵忠祥的新闻。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放弃这样的新闻，我们说服自己的理由是新闻太小，不具普遍性；其实这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能力进入这样的新闻。我们该如何报道……后来三联的编辑讨论饶颖和赵忠祥这一选题，问我如何做，我想到了四个字：阶级斗争。

案例．饶颖与赵忠祥

    如果用绯闻来定义这个事件，或许是恰当的。当真正的问题却是，媒体如何面对它。简单地说，我们是报道，还是不报道？报道的话，它显得太黄色；如果不报道，公众又这么关注。是我们媒体太有操守，还是我们没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新闻。学术界对这样的现象用过一个很专门的词：失语。

    事实上，在张铁林与周璇事件发生时我们就面临这样的困境。我们报不报道？当时有记者报出这个线索，思考再三，还是觉得没有办法进入报道。《三联生活周刊》是一份自以为严肃公正的新闻刊物，放弃绯闻新闻，看上去是题中应有之义。新闻必须有所选择。稍后，在黄健中与张钰事件发生前，我们的记者就接到报料，当时我们的记者还言之凿凿地说当事人可以提供有精液的短裤，这跟克林顿的故事差不多一个版本了。所以，当时我们讨论，莱温斯基启发了全世界女性的自我捍卫意识。我们介入不介入？又是一个挑战。后来我们还是没有介入。再后就是饶颖与赵忠祥的新闻。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放弃这样的新闻，我们说服自己的理由是新闻太小，不具普遍性；其实这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能力进入这样的新闻。我们不知如何报道。

我们讨论这些新闻，包括球星高峰的私生子事件，大家仍有分歧。做不做？如何做？

即使全世界都知道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黄色故事，但媒体介入报道，却未必是以一个黄色好奇心介入的。至少那些相对严肃的媒体不是。相信大家也不一定认同那种黄色的好奇心。如果我们细致地分析克林顿绯闻这一新闻的传播起源，它更类似一条法律新闻，或者说政治新闻。也即克林顿在莱温斯基事件里，是否有动用总统权力干扰司法公正。当然，大家可以说网络传播并不在意这些东西啊，但事实上，公信力，也即媒体最重要的权力，就在于它有选择报道的一般标准。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相对严肃的媒体，其标准一般是不包含黄色新闻的。大家可能还知道水门事件，两个小记者让总统尼克松下台了。但《华盛顿邮报》记者一直追索的问题很简单，总统知不知道这件事？窃听最重要的幕后指使者是谁？后来记者的问题是总统诚不诚实？而尼克松最终也是因为妨碍司法公正而不得不选择辞职。公信力以及选择标准，使我们经常面对一些新闻束手无策。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观察饶颖与赵忠祥的新闻呢？显然，美国那一套思维方式，是因为主角是总统，而在饶赵故事里，男主角并不是一个有权势的公职人员。用是否妨碍司法公正，无法套得住发生在中国的情色故事。

    阶级斗争

    阶级/阶层

    后来我们决定来做这一新闻，并且用封面来报道。理由很简单，这个新闻实在有着太广泛的关注。这期封面的题目就叫：《绯闻时代的女主角》。

    当时三联的编辑讨论这一选题，问我如何做，我想到了四个字：阶级斗争。

    我是1966年出生，相信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中国人，从教材、小说以及种种宣传品里会十分熟悉“阶级斗争”这个词。比如地主资本家与长工下人，特别是资本家与女仆的情与恨，是非常经典的图解阶级斗争的故事。有所不同的是，那些故事的结局，一般是被压迫的阶级起来反抗了，而且胜利了。由于阶级斗争被用滥了，而中国的历史也翻过了阶级斗争那一页，所以现在我们说阶级斗争，大家会觉得意外，甚至反感。

    不过，我想要解释的是阶级斗争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我后来也是认真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才明白这个概念，按照周扬的说法：它被异化了。

    阶级与阶层，是对社会人群观察的一种方法。这是社会学通常使用的概念。

    阶级，是一种定性的划分思路。它假定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状态，某些人占据资源，其他人不占资源；占据资源的人利用其资源优势控制没有资源的人，可能对后者进行剥削、压迫，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原因。

    阶层，是一种定量化的划分思路。它假定社会上的人都占有资源，其差别是多少问题。由于是多少问题，西文社会学确定的研究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依据占据资源的多少来区分上层、中层与下层；二是占据更多资源是否可能，也即向上流动是否可能，机会是否平等。

    所以，阶级的概念，其要旨是斗争；而阶层的概念，核心是流动与公平。

    如果我们清楚这两个基本概念，再来结合我们的经验。为什么恢复高考能让那么多人为之欢呼？这是因为它使乡下孩子，也即占据资源更少的阶层有了往上流动的可能。高考每一个变动，为什么大家会非常强烈地关注？是因为它关系到形成的机会是否平等。

    这样，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

    常规的往上流动：读书获得更高文凭、成为更高水平运动员

    非常规的流动：中大奖、利用身体获益

    有了上述基本的思路准备，我们如果用阶级这一概念，就会相信前面种种黄色故事会成为一种在当下时代里无法演绎的道德故事；但是如果用阶层这个概念，相信这些以受伤害面目出现的怨女故事，它至少可能包含了一种往上流动的基本冲动。其实，以这些故事最初发布时的叙述模式来分析，她们运用的也是道德压力与阶级斗争的叙述策略。

    为什么我们会判断这可能是一种往上流动的冲动呢？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些新闻时，黄健中与张钰的故事里，有一种假设让我们无法解释：如果黄健中让张钰上了他的戏，结果会如何？后来在我们的报道里，终于给出了答案：如果上戏成功，这个新闻也将不复存在。

    这事实上是观察这一类新闻的一个理论框架，即用阶层流动的方式来观察一个黄色新闻。由于这一套思路是我的，所以我们来决定做这一报道时，即去采访三个女主角饶颖、周璇与张钰时，由我们另外一个记者去执行的采访。当时要求这位记者有闻必录，让她们谈自己的动机、过程以及结果，还有自己的总结。这样做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我们要尽量杜绝想象与分析对记者与采访的影响。

    一般而言，记者在进行任何一次报道前，会有自己对这一新闻的想象，或者基于自己的经验，或者基于一种理论框架，比如上述的阶层论。现在新闻界通用的那个词：策划。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其间所包含的危险一定要警惕，也即因为有了策划，记者只是去执行这个由于偏见而形成的所谓策划，结果是去证实编辑的想象。所以，真正进入采访要力求忘记这些想当然的东西，去找寻出人意料的材料。在这个过程中，证实或证伪最初的想象。

    我们记者的采访拿回了18000字的材料，我仔细阅读分析这些材料，发现是能够证实我们最初的那个分析框架：一种往上流动的非常规方式。所以，看上去，绯闻时代的女主角是个最简单的人人都能想到的报道路径。但如果没有阶层论的知识背景，你是无法完成这一叙述的。

    相信八卦人人都关心，说到绯闻时代的女主角，大家自然会想到男主角。后来我们果然有机会去做男主角之一，赵忠祥。

    我和另外两位记者约赵忠祥在中央电视台梅地亚宾馆采访，那次采访进行了两个半小时，我们整理录音有21800字。赵忠祥真的讲了不少话。老实说，这次采访我有心理上的压力，我觉得与一位男人来讨论他的绯闻，多少让人感觉不自在。不过，好在赵忠祥非常坦然，这使我们的采访能够相对顺利进行下去。这次采访，最精彩的是赵忠祥最后说：因为已经变成了这个时代的符号。抹掉我这个人是可能的，抹掉我这个符号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其实这是这次采访整个的基调，即赵将自己符号化。这非常有意思，一方面我们小心翼翼想跟他讨论一个黄色事件，另一方面黄色事件的当事人却要不断地证明自己这个符号不可能被抹去。这种极端的反差，我当时用了一个判断：自我妄想。

    身居高位者，或者权重，或者钱多，或者名气大。赵即属于后者。他们对于挑战者，特别是那些非常规方式的挑战者，会选择一种非常傲慢的姿态。即使是正常的挑战者，比如赵忠祥说到白岩松、水均益，他使用的策略是：谁是第一个进白宫采访的啊？是我赵忠祥。这种傲慢，其背后是一种自我妄想，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想象。当时我们计划在相对完整利用他的录音材料后，来分析饶颖赵忠祥这场 “超限战”过程中，如何捍卫自己的“民族偶像”——以及由此而延伸的种种妄想。但后来我们还是收缩了，主要以采访录音为主。因为，他的谈话已经很充分说明了这些，无须我们特别解释。

    我们两个封面：绯闻时代的女主角与凡人赵忠祥，从阶层论的两端，即上层与下层分别来探究，在一桩不那么令人喜欢的黄色事件里，各自的应对策略与自我想象。这种观察本身，相信是有趣味的。

新闻的两端

饶颖赵忠祥的故事，因为他们被极其广泛地传播，所以用它来讨论时，我们如何获取材料似乎成为一个不太重要的问题。因此，这一题目是讨论方法论最单纯的题材。但是，真实的新闻绝不会这么简单就能够获取材料。历史学者总结历史研究如果有新突破，一般会在两个方面有所进展才可能有突破的机会，其一是新材料；其二是新方法。这一理论也非常适用于新闻。

    信息源/方法论

    在我想来这是新闻的两端。当然也可以将这两端用其他的词组来串联对应，比如：采访/写作、线路/思路、操作/策划……

    最简单地看，如果没有获取足够的材料，所谓方法论、独特视角以及写作、思路等等，可能都是无本之源；如果没有足够解释新闻的方法论，那我们寻找材料与能够寻找到什么样的材料，都可能是疑问。这两者不可以偏颇的。

    如果硬将这两个分出高低，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信息源。因为，新闻不是记者与媒体制造出来的，而是他们寻找出来的。新闻是由那些新闻中的主角创造的，记者的任务是找到它，并且记录它。记者的记录最终会成为事实与事件构成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这种记录而可能影响事件并进而影响历史。为什么我会倾向于信息源呢？因为一个有着基本常识的记者，即使他没有足够的方法论准备，只要他有足够的努力，找到别人没有找到过的材料，相信那些未曾披露的材料本身已经构成了自身的逻辑与结论。我曾与一位《纽约时报》的评论员讨论美国好记者的标准，她给出的结论很简单：你能不能敲开别人的门。美国什么样的记者能够敲开别人敲不开的门呢？鲍勃．伍德沃德是一个。他就是水门事件的调查记者之一。他有三本书在中国被翻译，《总统班底》、《阴影》与《布什的战争》。

    我要提的一个概念是：核心信息源。

    新闻的方法论，或者说“独特视角”，但如果没有核心信息源这一基本概念的建立，其结果，方法论最后会沦为一种投机取巧的行动策划。当然，我们对信息源的讨论，因其非主题，也是相对简单的。

核心信息源

    分析中国的新闻信息来源，一般情况下，无外三种：宣传部门/公关机构/报料者（新闻热线）

   需要解释一下的是，如果我们观察传统中国各部门各机构的设置，相信有一个部门是不可或缺的。从宣传部、宣传司、宣传处到宣传科、宣传股以及宣传干事，这套系统，主要的功能当然是发布信息。而过去，绝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媒体是接受他们所发布的信息，然后再发布给受众。从这一线索来观察，有传播学者认为，我们是组织传播而非新闻传播。此说也未必没有道理。

    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外资企业的进入，带进了一个新概念：公关。实际考察各个企业里的公关机构，也有叫其他名字的，他们的任务与国有企业宣传部门并无分别。稍有不同的是，企业的公关部门更有钱，他们把它当作一种市场行为，发布消息是为了获取利润，当然需要成本投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悲观一些，过去媒体由宣传系统控制，现在慢慢开始从宣传系统改由公关系统控制了。媒体的独立性，在技术上都尚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由于都市报的出现，除了上述两种信息源之外，又多了一个热线报料的来源。

    无须深入，只需大概地检索一下我们现在的媒体，相信大多数新闻的源头也就是这三个来源。但是，真正重大的新闻，无论是所谓影响历史的事件，还是能够促进媒体销量与收视的故事，诚实一些看，这三种信息源可能都不会提供出你。你能相信赖昌星的公司员工会告诉你老板的秘密吗？公允地看，上述三种信息源都是有着利益动机的信息发布者，而且他们只是信息的发布者并非新闻的参与与制造者。所以，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源，也即我们命名的核心信息源不太可能出现在这三种信息源里面。

    也正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对核心信息源做基本的讨论与分析。而去大谈方法论，你的前提，即你的事实来源部分可能就不完全真实，那些方法又有何用？我与很多记者与媒体人士交流中，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他们从来没有察觉自己的信息源有问题而奢谈新闻的真实与独立，这其实很可怕。

    最简单地看，核心信息源可能就是参与新闻事件的主角。而不是宣传或者公关机构的人士，他们是发布者，而非事件的参与者，更非主角。

    案例一  显性的新闻事件主角

以张君案为例。我们采访前分析谁是核心信息源，按重要程度排序：张君、文强（张君案专案组组长、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谷安东（张君案公诉人，重庆市检察院起诉处处长）。当时所有媒体都未对他们进行过采访，我要求记者就是突破这三个人，结果后两位我们采访到了，他们提供的信息全部为独家信息。当时也有可能采访到张君，但联络人提出的要求是我们把问题清单给他，由他帮助采访，他有高于一般水准的酬劳要求。当时记者跟我汇报，我考虑再三，仍放弃了用这种方式采访张君。我的想法是，如果有过高的金钱因素夹杂其间，从新闻伦理的角度看，我有困惑。

    案例二  隐性的新闻事件主角

就我的经验而言，常态的情况是，事件的主角并不都像案件那样一目了然。去年底今年初，三门峡工程存废，也即这一工程是否要炸掉成为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与水利部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张光斗（中国水利工程仅存的泰斗式人物）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人物，因为他们支持废除三门峡工程。但我们深入了解，这一事件真正有力量的推动者是陕西省前省委书记安启元，他后来任陕西省政协主席，而钱正英与张光斗的意见，以及全国人大与政协的议案与提案，都是他运筹的结果。这是中国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最为经典的案例。后来我赴陕西采访安启元，对此才获得有价值的发现。

    案例三  非新闻事件主角

不过，有些时候，核心信息源未必就是事件的参与者。

    广西自成克杰之后，又有副主席徐炳松、刘知炳先后因腐败而落马。一个自治区，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三位省政府主席落马，原因究竟何在？我们计划深度解剖刘知炳案，以分析广西的政治生态。刘案当事人，以及专案组、辩护律师等等我们都采访了，但后来发现，最具价值的信息源，是广西高检起诉处的负责人。他并非新闻事件的参与者，不过，专案组所有的工作，最终能否成为法律上起诉的材料，是由这位负责人鉴别的；而律师如何参与案件辨护，也由他主持的部门把关。他是各方信息的交集点。我在采访他之后，才真正发现其间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关键点何在。

分析框架与方法论

    新闻是一个经验的学科，它与传播学不一样，新闻甚至无法建立模型，它是由一个个案例，一个个经验积累而成。所以，下面我们将会着重讨论以案例为主的方法论。但是，大学里的新闻教材，讲述的是消息、通信与特写，还有采访与写作等等，强调的是如何制造一个新闻产品。但是制造新闻产品的记者总有一个产品制造的思维模式，或者说分析框架，而这往往并非由新闻系课程可以完成的，它需要由记者自己去学习去完成。目前，多数记者与编辑，缺乏的正是这种思考与分析框架，所以我们讨论案例时，也不会仅仅只是介绍一个“独特视角”，而是会将这种“视角”背后所蕴含的分析框架能够有所呈现。比如饶颖赵忠祥那个案例，我们就把阶级与阶层的分析框架作为一种重要的思考给予着重讲述。

如果用一个词来界定，或者我们用“批判的武器”可以说明方法论的价值。

    案例一  新交规机动车负全责

在私家车越来越多的这个时代，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与实施，引发如此大的社会关注，也应在预料当中。相信他们对这一新闻多少有所了解，至少它的关键词：机动车负全责，大家会有所耳闻。

    我注意到一般媒体的报道模式：介绍新法出台经过，不同立场的双方各自的意见。基本上类似官司报道，“原告”与“被告”如何申述，然后结束。所以，这个新闻与饶颖赵忠祥绯闻很相似，有众多的关注者，却需要寻找更有力量的观察与分析框架。

    如果分析法律条文与法理精神的变化，这一法律由过去的效率优先变为以人为本，相信这也是众多法律专家给予了最充分解释的部分。我们采访交警，他们对新法尤其不适应，因为过去出了事故，他们的责任是最迅速地判断双方的责任大小，而现在是要救人，以人为主。有个小故事，我的一个朋友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出事了，他和妻子都受了伤，他是脊椎错位，他妻子满脸是血。结果交警调查了四个小时的责任才让他去医院。这位朋友的姐姐在加拿大，听说此事，大骂，如果在加拿大，警察肯定首先会救人，送人到医院。但在我们这里却是寻找责任是警察第一位的责任。从这里的经验来看这个法律，会有别外一种看法。但我注意到，反对此法最积极的却是有车那一群体。为什么呢？我个人的思考是，法律存在着本土化的移植问题，有先进理念的法律精神，也是看它是否适应本土的习惯与传统。这部交规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法律移植过程中适应性的问题，这是我们可以思考这一现象第一个层面。

    同时，如果我们来研究反对这一法规最主体的群体，我们会发现是有车者。车主在中国可能分这样几类人，一是单位里的司机，严格意义上讲他们不是车主；二是以汽车为生产工具的，比如的士司机，他们又与单位里的司机并不完全一样；三是私家车主，这是汽车消费兴起后迅速形成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有意思的。我们前面谈到阶层是以定量的方式来分析社会群体构成，在一般社会学的调查表里，有没有汽车与住房，也正是“量化”指标之一。所以，我们将有车者定义为中国的中产阶级，相信大体上也还准确。就我们的采访与经验来看，最乐意发布自己对新交法意见的，又是那些能够方便利用网络的一群人，这样的身份也符合我们分类里那属于第三类人的特征，一般而言，单位里的司机与运营司机，并没有太多条件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即中产阶级在捍卫自己的权益。其实，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自从住房商品化之后，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业主与物业的纠纷，已经来向我们演示一种对自己财产的捍卫。这与有车后对交规的批评，是相似的。

    中产阶级在捍卫什么？这是我们可以思考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层面。

    这两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必须了解这部法律的制定者他们的思考是什么，为什么会从“撞了白撞”到“机动车负全责”，这一过程是如何完成的。这是事实的调查。如果没有更准确的事实部分的调查，后来的法律移植与中产阶级，都将是无本之源。

    看上去我们只是提供了两个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背后包含了一种思考与分析的框架。显然，正是因为有这种框架的存在，记者去调查，并非带着编辑部的偏见（所谓策划，很多时候就是偏见而已），而是利用一种分析方法，去发现事实、分析材料，最终形成判断。

    案例二  张艺谋与《十面埋伏》

    相信大家看过至少知道张艺谋的《英雄》与《十面埋伏》，也相信大家现在讨论起张艺谋可能仍会有兴趣。当然，除了这两部电影，我们可能还会注意到他的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的八分钟。老实说，我个人的印象是，张艺谋已经到了“通吃”的地位，有点像“始皇帝”。我有个同事说，就我们的经验就及，大约也仅江青达到过张艺谋能够达到的高度——可以调动一切资源为他的电影服务。

    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我注意到报刊与网络对他的《十面埋伏》种种漏洞的挖苦与嘲笑，当然还有对他奥运会闭幕式八分钟的种种不屑的言论。但是，这种种口水能够撼动张艺谋什么吗？他的势力甚至大到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一切的地步。我在香港碰到李欧梵先生，他感叹我们这些文化研究者，已经找不到批评的武器了。

    如果公允地看，国内国际资金、文艺政策、海内外市场、编剧演员、庙会式的首映式……这可能构成一部电影的所有要素，如今的张艺谋有什么不能够轻而易举的通行？当然，你可以无限愤怒地说，他有这么好的条件，结果却只贡献了一部垃圾。但这种说法，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所有意见相对一致性的地方，也就是所谓文化批评，这种种批评，能够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能够提示真实的张艺谋以及他的势力吗？我怀疑。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政治学概念来描述当下的张艺谋：霸权。

    当然我们也分析他的资金运作、色彩运用、男女角色的选择、与陈凯歌的20年竞争等等，但这种种分析，最终形成的一个判断就是：张艺谋进入他的霸权时代。

    客观地说，我们不是一种批判，而是一种描述。描述张艺谋及他所处的状态。我们自己相信，有价值的描述，远远超过无力量的批判。但是，描述也是需要判断力的，你能不能准确地给予命名，是对每家媒体最为重要的考验。

    另外，我需要解释一下《三联生活周刊》一直秉持的一种理念，即记录社会进程中重大的事件。记录是我们最为核心的概念。我们用描述这个词，其意思也是记录。

    霸权这个概念，是一个政治学概念。简单地看，霸权也是政治学，特别是国际政治研究最通常的概念之一。而用这个概念来分析与描述张艺谋，或许可能是最为恰当的。如果我们说到批判的武器，面对张艺谋这样的庞然大物，你选择什么武器，能够与他的势力面对面，可能确实是一种需要思考的问题。

案例三  交通厅长的事故多发期

    这条新闻的起源是河南省交通厅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童言白失踪，而此前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先后落马，看起来，交通系统特别是一把手交通厅长问题确实不少。需要介绍的是相关背景，在朱镕基总理时代，中国的道路建设，特别是高等级道路，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一次人大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朱总理也说他为后代留下了优质的资产，道路即为其中一项。

    这些道路建设的钱从那里来的？

    准确的答案是：一部分国债投入，这部分不大；大部分由地方交通部门自己融资建设。

    从成克杰开始，高官腐败里，道路与土地就是以权换钱最主要的项目。不过，我们报道贪官的一般模式是起诉书加情人，也即公文格式与黄色新闻。这可能跟高官高高在上，当他落马后，大众心理需要获得补偿有关——即将落马高官的私生活变成公众的娱乐项目。但是，除了娱乐之外，我们对腐败的认识，基本上还处于偶发事件层面，因为我们无法解释贪官之贪的空间与环境。不过，交通厅长的纷纷落马，给了我们一个制度分析的可能性，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投融资体制。

    由于国家投入的有限，各级交通部门自己成为融资的主体，而按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交通厅长此时握有巨额的资金与极大的权力，先修那条路、选择什么方案、给谁工程、价格多少……在交通厅长自己拥有巨额资金的情况下，传统投资体制下的制度约束已经失效，而新的制度规范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个时候，交通厅长实在是事故多发期。制度的空是太大了。但是，一般而言，我们的新闻报道，往往没有深入到这个层面。

    投融资分析，也即经济学知识运用于腐败案的报道，或许对一般媒体看上去是一个挑战。对于《三联生活周刊》而言，因为记者人数少，总共才20多个记者，所以每个记者要求报道的内容与范围相对广泛。但对日报而言，就可能因为记者战线划分的关系，而使拥有足够知识背景的记者，往往受限于战线而不可能进入其他报道领域。我相信，这或许有赖相关编辑的采访力量调配，但同时更重要的是，编辑必须有足够的思考与观察力，同时还有相应的分析框架的建立。

    说到这里，我想再介绍一下公务员加薪这一新闻。

    每一次公务员加薪，我在网上的评论里总会看到一片指责声音，而且是一边倒的。相信大家也面临过这样的新闻做不做的犹豫。按《三联生活周刊》的一般思维惯性，我们不太会去做这一类政策解读式的新闻，三联更乐意去操作“新闻故事”。不过，我个人对加薪稍有兴趣，好奇心在于，即使加薪如此深受诟病，为什么还一再的加薪呢？这项公共政策，果真就是与公众情绪对抗的选择吗？我后来跟两位公务员进行了相对深入的交流，不是采访，因为我没有报道的责任。这两位公务员，一是一座中等城市的交警，另一位是税务系统的工作人员。我主要了解他们近五年来的收入情况，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这五年他们的工资在工资单上翻了一番多，但他们却告诉我，实际的收下降了四成不止。这是一种特别令人意外的反差。以交警的收入为例。过去他的收入，工资单上的全部加起来有600多元，现在接近1200元。但过去除了工资单上的收入，他们还有罚没款的额外奖金，远远超过工资。他说，最一般每个月也有1500元，而现在，越加薪收入越低。后来我又去查他们罚没款的资金流程，过去是由各个大队自罚自收，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金库，随着加薪，开始的时候，收支两条线建立起来了，但是，进财政的罚没款，还是按原数返回公安系统；再后来，加薪并调整工资结构，罚没款不再像过去那样又重新回到公安系统，而是由财政统一你的薪酬，该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公安系统的罚没款不再是他们收入的补充与来源了。如果你深入了解了这一财政运作，想念对公务员加薪这一公共政策的理解会别有不同。我对此的解释是：赎买权力。即用加薪这项公共政策来赎买分散在各个部门各个系统那里用来换取利益的权力。但是，我们对此从来没有给予足够充分的分析与报道，所以，每一轮加薪出现，仍然指责声不断。

案例四  复旦经管学院院长陆德明嫖娼案

    这条新闻我们做不做呢？它是不是也太黄色了一些。

    其实我们现在已知的信息也就这样一些。陆德明嫖娼被校方证实，停止他教授资格三年，但允许他进行学术研究。另外，最近校方回应媒体问题，提供新的消息说，陆德明是当年8月嫖娼被发现的。基本信息就这么多，这个新闻的报道，还是放弃？

    或者，我这么提问，即是做报道，还是放弃，并不容易回答，我把问题变为这样：

    你好奇的地方是什么？

    我个人的好奇在于我对中国警方的一般了解，类似嫖娼这样的事件，它属于公安系统里的治安部门管辖。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公安部，有三个业务局，分别是一局政保（政治保卫）、二局经保（经济保卫）、三局治安。而治安局后来分出刑侦、禁毒、户政、消防、出入境等新的业务局，它事实上构成了警方业务最为主体的部分。但由于它先后分出去若干部门，现在治安部门最主体的是派出所系统。打击卖淫嫖娼即为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当然他们的职责还包括大量演出、体育比赛的治安工作等等。我们熟悉的各个机构的外聘保安人员，他们并非警方系统，也由治安部门管理。在这样建构下，我的疑问是，他们需要多大的力量才可能管理好嫖娼这一块。事实上，我的经验是他们的力量是缺乏的。这也是我坚决不相信这背后有什么“阴谋”原因的说法——也即说是别人下套让他钻的说法我不相信。九月份在香港时，也同样发生这样的新闻。竞选议员的何伟途也因嫖娼而被东莞警方拘捕，后被劳教半年。当时香港媒体多数猜测这是“阴谋”，因为何伟途是香港民主党的竞选者。但我不相信这种说法能够成立。这是源自我对警方这一系统的了解。他们没有能力来下这种套。而况这种套是最难下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鱼儿是否上钩啊。

如果我们真是希望了解警方在这一方面的管制能力，可以选择调查比如上海一个区的治安部门在这方面工作的情况。如果说我们对嫖妓的存在采取的是一种管制的公共政策，那么，要实施这项公共政策的成本究竟是多少？当然，我也有一个假设，即这项公共政策实施起来，其管制成本可能太高，因为这一现象实在是过于普遍，那么我们描述这种管制现实，或许是有意思的。即使我们不讨论这项公共政策未来的走向。当然，这里面包括着一种看上去是悖论的现实，即当这一工作成为警方的收益来源，那么它在管制上是否有成效，自然却不会成为有关方面乐意讨论的题目。

    如果有可能，我们很希望去研究一下身体问题的管制现实。但陆德明这条新闻我们不会这样去做，因为陆的名气太小，作为新闻而言，它缺乏新闻力，带动不了足够的讨论空间与关注程度。

记者群体的意识变迁

       1987年，我开始做记者，现在仍然在一线做记者，每年为《三联生活周刊》做十个以上的封面故事。我个人的印象是，这十多年来，记者这一群体的意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过去的权力意识开始慢慢减弱。权力意识最简单的标识，就是那种自以为最牛的记者，最希望做的是监督报道。他们采访时提问的方式都类似于警方审问。米兰．昆德拉解释摩西十诫里“汝不可说谎”——这一诫律，使提问者拥有了权力。以公众之名的记者，也因此获得职业合法性的证明。但是，在中国，不是提问者的权力，而是权力者的提问。记者审问式的采访，经常以监督报道为名义。这或许是法拉奇对邓小平那个的经典采访的误导，只是想不到它如此悠久漫长。不过，现在这一点在好转。

    但是，现在记者另外一种意识却正在形成之中，即作文意识。

    什么是作文意识？记者力求给新闻或事件给出自己最有力最独特的命名，给公众提供最别出心裁的答案。我们所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这等模样。比起权力意识，作文意识多少是一种进步，记者至少知道自己不是法官不是上帝。但强烈的别出心裁，它又可能使记者脱离轨道，失去关注新闻与事实的基本动力。

    我用“方法论”这样宏大的题目，是为避开“独特视角”这样的思维，这世上不存在“独特视角”这样的东西。任何观察与分析，相信背后都有一套框架在支撑你，而更关键的是，你对真实的中国有几分了解与把握。更多的时候，我的感叹是，这个国家，对于多数人而言，是陌生的。我们不知道加薪这项公共政策的赎买功能而大声叹息；我们不知道警方的组织体制而想象嫖娼案的“阴谋”，这些可能都是媒体需要完成的工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记者这一群体，其基本的动力是什么，我现在想到的答案是：好奇心。现在的媒体在市场竞争环境下、有广告客户的压力、有权力意识的申张、还有公信力的自我要求……但这种种，如果没有基本的好奇心作为最内在的动力存在，相信这一群体往前走的力量将大大打折。而我们前面所述的核心信息的寻找与用最好的分析框架解释材料，如果没有记者本能的好奇心作动力，相信也很难有效率地实施。